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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磊博士

经济学者,战略与资本市场资深专家

 
 
 

日志

 
 
关于我

任职香港某证券机构资产管理联席董事,《海外鏖兵(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践案例及行动指南)》、《聚变(中国资本市场备忘录)》作者。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中心学术顾问,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经济),荷兰MAASTRICHT管理学院MBA(General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曾任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基金与创业投资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北京市发改委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曾服务于IBM、MSI等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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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的两种结局  

2009-08-15 07:06:03|  分类: 历史并非简单重复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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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历史观点认为,中国的纯粹的封建社会只存在于奴隶制后,秦以前这一段时期。中国的封建制,最基本的含义是分封建国,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应该是最典型的封建时代,而秦统一中国开始,进入了皇权专制和官僚时期,与原始的封建制度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一定要将这种制度视为封建的演进,那么,它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代表着皇家的集权和专制政治形态。

 

    而欧洲也有封建制,欧洲的封建制度是以庄园为基本单位的,它不仅是一块地产,而且是一个政权单位,贵族领主在庄园上,不仅有司法权,还有经营权,还有行政管辖权,因而庄园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

 

“封建”这个词,在欧洲与中国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欧洲,由于封建制就是庄园制,所以它意味着分权,意味着国王没有大一统的权力。而中国则正好相反。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中西的封建分野,那么,欧洲直到十五世纪都处于封建中世纪时代,之后进入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则在二十世纪初,随着满清政府的被推翻而结束了封建时代。

 

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同样是封建国家,为什么西欧国家能够较早较顺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却在封建之后,又经过了漫长的皇权专制之后,才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这个问题之所以重大,也在于西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而将曾经占据人类文明顶端的中国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对英法两国如何从封建社会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案例的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找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英国的演进案例

 

英国的封建制度的建立,要追溯到早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国王--威廉一世,从此,英国王室才有了正宗的血统传承,在英国封建制度初期,国王与贵族之间虽然没有成文的法律,但有约定俗成的权利与义务,遵照彼此间的承诺,各自履行义务、享受权利。

 

这种规则第一次受到严重破坏,是在13世纪初约翰王统治时期,他好战却又屡战屡败。为了维持战事,约翰王加紧了对市民和贵族的盘剥。他把贵族们的继承税上涨了100倍,兵役免除税提高了16倍,他不断地开征新税和加税,这样就破坏了贵族和国王之间那个不成文的却流传已久的惯例,与此同时,牛、羊、小麦的价格也都出现了成倍上涨。

  

1215年,愤怒的贵族们以“国王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却要求比惯例规定的更多的权力”为由集结起来,武装讨伐国王。胜利的贵族武装和约翰王举行谈判。经过整整四天的交锋和妥协,最后,《大宪章》——这份和平停战宣言终于签署了。

 

 《大宪章》里有两条最著名的条款,第一条就是国王要宣誓“向任何人施以公正,不能剥夺他人的权利”;另一条是,如果法庭没有判决,国王也不能逮捕和剥夺他人的财产。这两个条款表明,臣民的权利是独立的,不是国王恩赐的,所以国王也不能剥夺它。

 

  距今已有约八百年历史的《大宪章》,成为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的永久见证。第一次把国王和贵族之间一直以来既约定俗成但又模糊不清的权利关系,转化为了明确的法律文字。从此以后,英国国王的权力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他只能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权力。

 

  英国的历代君主,不断地将《大宪章》稍加修正后继续颁布。几个世纪下来,《大宪章》前前后后总共颁布超过了40次。尽管在很多时候,《大宪章》并不被大多数英国人明确感知,但是,这种长期的重申和普及,却积累起深厚的传统力量,将契约和法制的基本精神,注入到英国人的思想根基。就在《大宪章》签订21年之后,英国的官方文件中出现了“议会”这个词。这个由贵族和国王的议事会转变而来的机构,逐渐成为依靠《大宪章》的法制原则来限制君主权力的重要力量。

 

君主统治国家的契约和议会的出现,是在英国的封建制时代,是为了更好地维持封建制度而形成的。此后,君主与贵族之间的关系有稳定也有起伏波折。其中有几个关键的君王。

 

伊丽莎白一世能够给英国带来早期的辉煌,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她遵守了《大宪章》的约定,维持了王权和贵族议会之间的平衡。伊丽莎白一世是个威权主义的君主,但却不是一个暴君,她试图在公认的法律和常规下统治。她经常召开议会——不是每年都召开,但是后来她每年都召开——实施大多数人,尤其是有影响的人想要的政策。在伊丽莎白一世45年的治国生涯里,这位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女王没有滥用自己权力和威望。当王权与议会发生矛盾的时候,她总是会根据情况做出必要的让步,王权的扩张始终控制在议会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和秩序给英国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宽松的社会环境。

 

到了查理一世时代,他请画家鲁本斯创作一幅描写其父辈被天使授予皇冠的故事,查理一世特别相信君权神授,他要求画家把他的父王描绘成一个圣徒,把英国的对外扩张,描绘成按照上帝的意志所进行的一种征战。在他心目中,一方面是寓意着上帝赋予的神授君权,另一方面也寄托了他对外扩土开疆的一种野心。

 

  这位年轻君主深信:自己是上帝派到世间的最高权威,拥有无上的权力。他忽视了民众的支持和民族的利益。查理一世继任后,英国与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宗教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紧张,为了维持战事,查理一世想到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增加税收。不过,自《大宪章 》签署,开征新税的权利就属于议会。国王要想征收新税,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

 

  议会驳回了国王因为战争要求增税的提议。查理一世开始不经过议会,自行向商人征收新税,向乡绅强制性贷款。1629年,查理一世派军队强行解散已经在英格兰召开了三个多世纪的议会。但是,在长达11年的无议会时期里,英国人并没有忘记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规则。

  

议会和国王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在1642年爆发了著名的“英国革命”,也叫“英国内战”。这是一场争夺谁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战争。国王的军队被彻底击败,英吉利共和国成立,查理一世被俘并被送上了断头台。

 

  查理一世死后,克伦威尔开始实行军事独裁。事情总是物极必反。克伦威尔去世后,已经倒下的王朝又被请了回来。1685年,查理一世的儿子詹姆士二世继承王位。人民不想冒可能发生内战的风险,但他表现的像一个专制独裁君主,一意孤行,脱离议会统治,威胁到各城镇的利益。他让英国多数有产精英觉得他们必须推翻他。

 

这一次,英国人没有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王朝容易,建立新制度却很难;克伦威尔式的革命并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和发展。于是,1688年的英国人,采取了一种被后人称为“光荣革命”的方式,来结束王权的专制。詹姆士二世的女婿--荷兰的一位新教君主威廉被邀请来帮助反抗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威廉和平地入侵了英格兰,没有发生战争。议会经过讨论,决定威廉夫妇共同为英国国王。

 

  英国的君主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教会首领,又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但他实际上并不能直接管理国家,他必须任命一个首相,首相必须从议会中多数党的首领中产生, 由首相来直接管理国家,这就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君主立宪制的本质,就是依法治国,也就是谁都不能高居法律之上,谁都不能为所欲为。从此以后,英国就是在议会制度的框架之内,进行和平和渐进的制度的改革,英国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

  

 

点评:

 

君主对于集权的嗜好是一致的,但在英国,由于贵族与君主之间存在良好的制衡机制而被抑制。约翰王试图直接打破与贵族之间的约定俗成的权利义务规则,结果导致贵族要求以更明确的书面形式规范君主的行动能力;这种规则甚至在实行了三百年后,仍受到来自君主的挑战,查理一世试图玩弄“君权神授”的把戏重新回到为所欲为的独裁地位,结果被更激烈的革命推翻,贵族革命者以“暴君、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名义砍了他的头,是对他编造的神话的最无情嘲弄。甚至后来由议会选定国王,从而彻底摧毁了“君权无上”的政治基础,根本性地改变了在英国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的王权性质。从1688年起,英国正式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历史上,形成了两大原则,一是王在议会,也就是说国王必须通过议会来进行统治。第二,是王在法下,也就是说法律高于国王,国王必须服从法律。

 

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对欧洲大大小小的宫廷是深刻的教训,当时这些宫廷不是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就是正在渴望实行君主专制。英国的做法,超越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政治观念,君主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神圣,他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行使责任和义务,但他违背政治契约时就可以由代表全体民众利益的机构对其进行惩处。在中国的封建时期,古代儒家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尽义务,承担责任,但在对君父的约束方面并没有明确的主张,而是希望用伦理道德而非契约来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儒家后来的发展更是趋向犬儒主义的极端,成为皇权专制的理论工具和文化渗透手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偏重伦理而少契约,偏向王权而忽视民权,而英国文化中的自由的传统是导致王权和民权之间斗争的主线,在开始的时候,所谓自由是指贵族对抗国王,后来逐步地变成了整个国家反抗国王的暴政。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抗争之中,英国走出了中世纪封建社会,走进了现代世界。

 

法国的演进案例

 

1661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执政,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首相,一切国家事务的决定权都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中,政府中一共只有六名由他本人亲自选定的大臣,大臣们每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但做决定的人是国王自己。

 

  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法国不仅有君主专制的政体,更有一套强大的国家机器,这套国家机器允许法国首先可以深入地发展农村经济,同时建筑了很多要塞、城堡,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战争。为了争夺欧洲的霸权,路易十四在位的54年里,打了31年的仗,旷日持久的战火逐渐掏空了法国的国库。于是,作为国家财政来源的税收逐渐成为矛盾的焦点。

 

  当时法国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贵族、教士和平民。前两个等级,不需要纳税,但却享受税金和其他的特权,第三等级,他们只有工作的权利,而且还要纳税。特权阶层和第三等级的矛盾显而易见。在路易十四时代,因战争而不断增加的税收,则让这一矛盾愈演愈烈,君主专制的弊端日渐凸显。

 

  路易十四统治末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在他登基14年后的一场天灾中,法国社会的矛盾被激化了。连续性的全国农业歉收,使得1789年成为整个18世纪中面包价格最贵的一年。市民们几乎要花掉全部收入才能勉强吃饱肚子,农民们却在承担比往年更重的赋税。  他们必须向封建领主付地租,或者向有土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纳租,另外一种皇家税,包括人头税,还有一种非常不得人心的盐税。

 

  与此同时,战争仍在继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尝试着对特权阶层征税,结果却引来强烈不满。这使得国王成为全体国民的对立者。1789年,路易十六召开已经中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但是,三个等级代表的愿望都落空了。愤怒的代表们组建了国民议会,提出制定宪法的要求。路易十六却强令解散国民议会,同时调动大批军队开赴巴黎。 国王与民众之间最后一次协商的机会丧失了。

 

  革命以汪洋恣肆之态快速蔓延,民众不仅推翻了国王,路易十六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民众开始以新的理想来设计国家的方向。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第一段写着:“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1789826日,法国大革命的纲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通过。庄严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人权宣言》从根本上否定了旧时代的王权、皇权和特权,并确立以人权和法制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奠基石。法国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三大思想在全世界发挥影响的。

  

点评:

 

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正好是中国清朝的“康乾盛世”。路易十四比康熙早一年登基,两人都是幼年称帝、雄才大略,同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掌握着高度集中的王权,并借此把自己的国家带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当时,两个国家机器同样强大,而农业经济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的法国,和中国一样,没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国家抵制君主不合法理的行动。

 

但是,大清帝国在康熙之后,仍在安享乾隆年间的盛世,然而,在路易十四去世仅仅74年后,大革命就推翻了曾经给国家带来巨大荣耀的绝对君主制。历史的奇异之处在于这些当时最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恰恰孕育在欧洲王权最专制的地方——法兰西。

 

人权在法兰西民族的全部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君主专制到张扬人权这样大跨度的革命是的新理念来自路易十四时期高度发达的思想文化。伏尔泰是旧制度最有力的批判者,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卢梭实际上是创立了法国大革命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他通过阐明革命的意愿是高于传统的国王和宗教的意愿,从而给了人民革命的权利。卢梭思想的核心是社会契约的思想,他认为人民大众有革命的权利,有义务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这种社会契约不取决于财富,不取决于国王的意愿,而取决于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

 

英法封建演进给我们的启示

 

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着迷的是制度的演进,有激进的革命,也有渐进的演化。而民族中的文化因素对于制度演进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英法都有社会契约这样的思想因子,认为契约责任高于一切,即使是神授的王权也无法逾越契约,而契约的另一方则代表君主之外的贵族和其他民众的利益,形成民权,后期更进一步彻底否定了王权的神圣性。契约在西欧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政治领域,在经济生活中,这种契约精神直接导致了民众对诚信的重视,而这恰恰是工商业发达的根本保障。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具有独裁的土壤,而且独裁者的行为方式也是大同小异。西欧也是如此,但在中国被统治阶级玩了几千年的“君权神授”,却在西欧碰了壁。西欧漫长的封建领主制形成了贵族与君主之间的经济与政治上的制衡关系,领主的力量足以抗衡王权。而庄园之间形成了商业贸易形态。这些对于分权和契约思想是兼容的,得以相互促进。而中国的真正的封建社会是短暂的,在秦统一中国后,形成了强大而无以抗衡的皇权,社会文化中激发民权的思想未受到支持和强化,反而成为皇权专制制度的工具,皇帝通过手中控制的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实力,借重无法取得经济和政治独立地位的“士”(旧时知识分子阶层)维持统治,不断强化皇帝的不可挑战的神圣地位,使得专制得以不断升级,而只有通过激烈的革命才能推翻不称职的君主,但始终无法脱离只能改朝换代,不能实现民主的非均衡政治状态。

 

借鉴英法的封建发展经历,对比中国的情况,我认为,有两点特别突出:文化上的民主思想要素和制衡专制统治阶层的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缺位。中国尽管有着各国无法比拟的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如果以社会发展水平来看,则是低级而漫长的与农业经济相匹配的文化与政治形态。我们有灿烂夺目的文学和艺术,遗憾的是,五千年古国,发展到今天,我们的伟大民族血液中仍缺乏民主的基因,我们的社会仍没有形成经济独立、思想自由的一个强大社会阶层。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状况,将永远无法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中国一日不彻底改造自己,一日无法富强。

 

我有几个观点,与大家探讨:

 

l       中国实际上的封建社会发展不完全,就进入了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

l       中国的皇权专制曾经适应了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

l       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也造成了严重的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定,造成对于工商业的过度限制,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处于农业经济的落后形态,而这种经济状况又反过来加固了皇权专制政治;

l       西欧的封建制度具有贵族(领主)与皇室分权的特点,贵族在经济和政治上独立性强,且高度自治,对皇权有制衡,具有典型的封建制度特征;而且欧洲商业发展较早且未受到限制,与领主制和城邦经济相匹配,从而孕育了商业文明,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和先进性;

l       西欧由封建社会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欧洲的封建制演进为贵族对皇权的制衡,进而到议会取代皇室独裁,都是顺理成章的,而商业的发达以及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由孕育了新兴的阶层-资产阶级,成为一股日渐重要的政治力量进入议会,进一步弱化了皇权专制,使得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之间形成了良好的正反馈,顺利地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l       欧洲文化中的社会契约理念是中国文化中所没有的。中国也曾有封建社会,但封地与王朝并没有明确的权利义务界定,而后来当王朝威望衰落时,这种制度就解体了,封地之间的争霸战争连续不断;而欧洲领主与皇室有较清晰的权利义务界限,无论是正式还是隐含的制度,都得到各阶层认可,当皇室越过这一界限时,就丧失了其正当性,因而可以被更正甚至将皇室推翻。而中国的皇权专制根本就是主仆关系,只有奴役与被奴役关系,即使改朝换代,也无法改变这一基本政治结构。

l       中西在社会契约上的明显差异,影响是深远的。契约精神产生诚信诉求,而诚信是商业文明的最基本要素,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而促进工商业发展。中国的诚信缺失状况是明显的,与现时的工商业大发展的需要差距很大。

l       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都过于短暂,而很快地进入了皇权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前者未能孕育出适应工商业发展需要的资本主义,而后者未让生产力得到足够的发展就仓促地启动了超前的社会改造,实际上,中国的社会形态发展是被扭曲和畸形的,即使中国有其特殊性,也无法完全脱离全世界共同的基本发展规律,必须有个拨乱反正的过程,这不是什么主义之争,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意识形态之争与社会发展相比,是不足挂齿的,当今的中国,必须从意识形态争论中彻底解脱出来,将全部精力集中于社会发展,这是领导阶层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不能看清楚这一点,就不足以担当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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