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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磊博士

经济学者,战略与资本市场资深专家

 
 
 

日志

 
 
关于我

任职香港某证券机构资产管理联席董事,《海外鏖兵(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践案例及行动指南)》、《聚变(中国资本市场备忘录)》作者。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中心学术顾问,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经济),荷兰MAASTRICHT管理学院MBA(General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曾任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基金与创业投资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北京市发改委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曾服务于IBM、MSI等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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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印度发展如此缓慢  

2010-09-24 07:09:32|  分类: 书稿连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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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截至1947年印度已拥有一个成熟的国内市场和繁荣的民营经济,那么,为什么在整整四十年间,印度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缓慢的国家呢?多数经济学家将此归咎于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及他所推崇的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他们指出,在印度,经济计划的目的并非为了配置资源,也不是给国有企业制定生产目标,而是希望将一个精巧的制度体系施加于民营企业,来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些管制束缚势必减慢经济增长速度。只有彻底地摒弃这些管制,印度才能发挥出其真正的潜能。

这个解释片面而且不正确,无法解释为什么印度在未采取制度化的计划之前,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GDP每年也仅能增长1.25%。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尽管印度清楚地了解该增长模式既低效又不能带来经济独立,却仍坚持使用了长达二十年。对第一个疑问的答案在于英国殖民主义的影响,而第二个疑问的答案存在于一个中间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作为资产所有者的中间资产阶级,与中国的中间阶层推动了经济增长不同,印度的中间资产阶级遏止了增长。

可以理解的是,英国对殖民地工业化采取的政策,即便不算是故意压制也属于有意忽视19世纪70年代开始,面对向欧洲出口日益高企的关税,英国不得不为其产品寻求新的市场。为此,英国坚定行殖民地市场无条件向其母国产品开放的政策。较不容易理解的是,工业化的束缚竟然发生印度独立政府时期。印度发展的传统的三阶段划分法掩盖了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

    第一个阶段,从1947年到1957年,这短短十年还是经济相对开放的时期。其间,1951年开始施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制订了几项重要的增长目标。政府几乎没有为生产制定过详细规划。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956-1957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截止1990-1991年,是一个明显的经济专制时期。印度开始闭关锁国,尽量限制进口,全力发展自给自足式经济。这些政策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造成经济效率低下,最终导致在1957年至1991年间连续五次发生汇率危机。1991年,第三个阶段开始了,这时印度政府终于摒弃了其专制的政策,回到之前的指令性计划,努力与全球市场接触。印度经济增长史的分段,彰显了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无效,也突里特尔(I.M.D.Little, 莫里斯·斯科特(Maurice Scott, 巴格瓦蒂J.N. Bhagwati)和安·克鲁格( Anne Krueger一贯主张的开放、出口增长型经济的优势。除了责备尼赫鲁和他的拥护者,对印度为什么在第一个阶段采取独裁专制型增长模式且贯彻了四十年之久,我们仍不明了个中原由。因此,为了探究清楚,我们需要更细致地分析每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经济相对开放的阶段1947-1957)之后,印度经济经历了四个截然不同的专制发展阶段1957-1966年,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建立;1966-1975年,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且把计划经济的失败归因于控制不足,而不是控制过于集中;1975-1981年,前一阶段过于集中的控制稍有改观;第四个阶段,即1981-1991年,连以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i为首的印度政府都认为应该摒弃专制经济,但是面对建立在专制经济之下的既利益,又显得勇气不足,只得悄悄地实行改革。下表展示了随着控制的集中,经济是如何减缓,且变得效率低下的,而当控制即便稍有减轻,经济就立即大幅回升。相当有趣的是,增长过程伴随着资本量表现出先升后降的现象,这些通过下表中的资本产出率可以反映。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随着控制加强而增强,随着控制减弱而下降。

9.1 GDP增长率、资本积累和增量资本产出率

年度

GDP

资本积累

ICOR*

1951-1956

3.7

8.9

2.4

1956-1966

3.3

14

4.2

1966-1975

3.3

14

4.2

1975-1981

4.3

16.6

3.9

1981-1991

5.5

20.2

3.6

1991-1992

1.4

22.1

——

1992-1997

6.8

22.4

3.3

1997-2002

6.3(6.0)

22.5

3.8

2003-2007

8.9

31

3.4

数据来源:印度政府经济调查2007-2008,表1.41.5

*数值越大表示增长的效率越高。

工业发展持续滞慢的原因,过去的四十年间一直是经济政策争论的主要话题。国外学者和多数印度经济学家将之完全归咎于尼赫鲁政府过于信奉苏联的中央计划和控制,还有计划委员会及大多高校里的经济学家,他们压根儿就不相信市场经济。这种观点混淆了因果关系。毋庸置疑,尼赫鲁过于信奉苏联的成功,而且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但是政府为什么摒弃了第一阶段的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而是乐于选择专制的经济是另有原因的:1957年严重的外汇危机重击了印度,使得政府不得不实行专制的经济政策。这场危机是由外汇储备匮乏引起的,二战期间,印度的外汇主要是英镑头寸的形式储存在伦敦。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印度的工业家成了国大党的主要赞助人,自那时起,国大党内部对其和工业界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国大党不仅欠了巨额债务,而且其领导人还和印度商界的领军人物结下了持久、稳定的关系。这对于党内新生代来说是个永久的刺激,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他们深受社会主义的感召。这些年轻人更为激进,好党的双翼,他们将尼赫鲁视为心中偶像。

印度独立时期,市场经济本身尚存相当大的争议,并不为人们所接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多数决策者都经历过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亲眼目睹不受管制的市场经济的危害。因此,印度并不是唯一倡导计划经济的国家,计划经济即用高度集中的计划代替市场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因此而盛行开来。

1949年,印度工业部提出实行工业生产许可证制度确保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衡发展,此时迫切需要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调节,市场机制由此开始浮出水面。此提议在1951年被写入工业法1954,一年一届的国大党会在阿瓦迪(Awadi举行,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及。这次会议上,激进的左翼党战胜了温和派,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决议,即后来著名的阿瓦迪决议

尽管顶着来着党内顽固派的巨大压力,尼赫鲁领导的独立后的第一届政府并没有采取封闭的发展模式。1948年,印度第一个关于产业政策的决议发布,仅服务于国防、原子能和铁路的三个行业,以及钢铁、造船、原有、煤炭、航空制造和电信设备等六个关键行业的专营权收归国有。至于民营企业,尼赫鲁政府则给予了大力保护,出台了一系列的关税保护措施,逐项恢复了曾被英国取消了的关税保护政策,且承诺未来十年内决不国有化。政府尽管意识到需要外汇储备,但鉴于在二战期间积累的庞大的英镑储备,对进口并非有任何禁令。1945年二战结束之时,印度在英国的外汇储备一度达到25亿英镑。194785(印度独立的前十天),即便经过两年的战后重建,以及和巴基斯坦分割英镑外汇,其剩余的外汇储备仍高达11.6亿英镑(约合50亿美元)[1],远大于印度两年的进口所需外汇额。这样,印度对于进口宽松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短短十年间,这些外汇储备就被耗尽了。首先1949年英镑31%的贬值迫使卢比也相应贬值这相当于其外汇储备产生了同等数量的减值;第二,在重大公共项目中的投入,如水力发电计划,铁路系统的恢复与繁荣,以及各种基础设施投入建设,需要大量的进口而又不会产生相应的出口;最后,那些消费品进口商,政府更早清了发展趋势,在海外掀起收购浪潮。1957年政府终于发现这些英镑即将消耗殆尽,由此开始限制最基本消费品之外的一切进口。可以说,促使印度走向经济专制道路的真正诱因,除了意识形态,更多是自我保护。

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往往会带来影响较大的政治后果。1956年,那些政策制定者们却没有一个会想到这样的经济政策不光影响到了经济,同样会释放导致实行四十年闭关锁国政策的政治力量。

突然削减进口的政策造成了短缺导致了卖方市场,使得那些在政策实施之前拿下进口许可证的贸易商们得以从中牟取暴利。其中有很多贸易商这些利润作为原始资本,用来发展制造业,生产前必须依靠进口的必需品。多数情况下,之前的供应商也会帮他们购置二手设备进行生产,偶尔会用赠与的方式以示友好。这种进口替代政策导致了投资的空前繁荣,1956年至1965年,印度工业的年增长率达到了9.5%。然而,这也引发了通货膨胀,抬高了出口商品的成本。政府再次通过削减进口来规避卢比贬值。最终结果是国内的通货膨胀吞噬了印度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印度最初对外贸易不平衡不断迫使对进口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渐渐地,这也成了1949-1951年成立的计划委员会近乎痴迷的唯一目标。

计划的复杂度日益增加,使得对新需求的认定以及相应投资的批准时间被。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多六分之一的项目上这种延迟超过了一年,而这些是最大的投资项目。拖延加剧了经济短缺情况,同时排除了那些于1957年后竞争中存留下来的小厂商。这些弊端逐渐汇聚,形成了永久性的短缺。小厂商曾因此被贸易商合并,经济缺陷滋生了市,而这些贸易商能从黑市中攫取暴利。

另外还有两个体分享了利益。一个是农民,他们种粮食和经济作物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拿到市场去卖;一个群体就是官员。那些出售农产品的农民因短缺而受益由于粮食需求是缺乏弹性的,价格提高无法减少需求,也就是对价格变化不敏感。结果是,歉收虽然导致产量减少,但实际却增加了他们的现金入。同样的道理,一个好的收成却会因为价格可能大幅下跌使他们受损。对富裕的而言,为了在丰收年人有个好收入,唯一的途径就是让政府对农产品设立最低收购价格,并保证按此价格收购,他们所利用的这个征收体系早在二战期间英国已经建立了那时,面对印缅边境上的日本人,英国必须依靠这个体系保证粮食供应。印度独立后,为了度过因分裂造成的粮食危机,这个采购体系仍延续了些年头,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彻底废除。农民开始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力,六十年代这个采购体系被延续使用,但是现在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的目的已经改变,只是为了应对歉收年头的通货膨胀建立粮食库存之用

另一个收益团体就是政府官员,他们已巩固了强的既得利益,其想拥有控制权的目的1981年后的中国的部分政府官员惊人的一致。更多的控制意味着更多的权力,并且每项权限可以掌控一个价格。各种收入就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二十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所称的“准租金”,这种租金不像从土地获取的自然租金,因为土地的供应必然是有限的,而产生于人为造成的短缺的租金并非如此。1957,封闭的经济政策造就了一批“寻租者”,他们在这个政治力量的战利品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借着这个寻租工具,他们可以永控制,而这种控制又可以衍生出经济权力。渐渐地,正是这种无形力量使得小厂商、贸易商、农民和官员这四个中间阶层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群体。

四个团体并没有在1957年立形成“中间阶级”。1957年至1966年,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新需求,让每个人都发了财。那些处于中间阶层的企业家与工业巨头间的矛盾维持着,直到1966年才浮上表面1962-1965年间的两次战争以及1965-1966年的旱灾,这些来自外部冲击,使得刚从国际收支危机中走出的印度再次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

1962年中印边境之战,印度军队狼狈落败,印度政府在军队开支上加倍投入,当中很大一部分使用的是外汇。1965年,在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中,印度再次加大军费投入,重新购买和补充在战争中损失备。

1965年的干旱使得粮食产量由上年的1780吨直减至144万吨。更糟糕的是,1966年全国近一半地区旱情继续,当年的粮食产量也只有152万吨。长期以来,印度农业产出几近停滞的状态无疑加重了这两次旱灾的影响[2]

金融危机主要由两次战争及旱灾导致,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政府支出不断攀升。政府没有因为加大军费投入而减少投资,但却陡然加大了税负

1951-1952年度税收占GDP比例仅为6%,可是1965-1966年度却达到14.1%的峰值,使得政府财政收入从210亿卢比飙升至320亿卢比。但这最后的一击还是耗尽了国家的税收能力。在接下来的,尽管一再提高率,税收在GDP中所占比例依然徘徊在13.2%-14.7%之间。1966年,印度政府被迫宣布卢比贬值36%,为了实现定的发展规划,必须调动国内资源来弥补进口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然而此时的印度政府却有心无力。无奈之下,只有削减投资。1966-1971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草案中,最初设想在此期间实现投资40%的增长。但是,英迪拉·甘地(19661月当选印度总理)拒绝接受宣布了个“假期”计划,并大幅削减公共投入。

这个“假期”持续了三年,其间政府平均每年的公共投资减少了三分之一。削减计划犹如波浪从政府传送到印度的工业。主要的受害者还是那些国有企业,比如铁路运输行业,曾建立了26000车的年运输能力。铁路是他们的唯一的客户,订单却从年26000车减少至10000车。钢铁企业突然发现他们手里存有过多的钢铁。采矿和联合机械公司(The Mining and Allied Machinery Corporation)本是设计煤矿生产机械的,现在却发现没有一笔订单。印度斯坦机床工具公司(Hindustan Machine Tools),是少有的几个盈利国有企业之一,突然间背上了债务,不得不寻求出口订单,机床工具的销售额也从1965-1966年度的546,000,000 卢比降至1970-1971年的54,200,000卢比

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民营企业大力投资水泥、化工、铝、铜、工程及其他重工业。截至1966年,全国60%的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而且全国近一半的化工原料,三分之一的纸,超过一半的钢铁、铝和铜都被他们采购。这些生产资料的需求疲软,使得工业企业很多新进投资者都被卷入金融危机浪潮中。两场连续的旱灾也极大地减少了农村对消费品和部分生产资料的需求,这种状况一直到1967年才结束。灾难并发工业的衰退。1951年及1964-1965年间工业年增长率为9%1965-1966年及1972-1973年却下滑至3%,印度独立后形成的卖方市场也荡然无存。接下来的七年中,钢铁、水泥、纸产量的年增长率1951-1952年及1965-1966年的12%分别降至1.4%5%4%,部分原因是公共投资的削减以及需求的疲软。衰退持续。五年后,《经济时报》研究部对印度335个行业进行了研究,表明每五个行业就有2个生产量仍不到其生产能力的3/5[3]。很明显,经济增长的下滑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

物资短缺的突然消失及买方市场的出现,使得工业巨头和中间阶层的企业家间的利益冲突浮出水面。比起那些新进的企业家,这些工业巨头更能经受起市场变化的严峻考验。他们建立了品牌,拥有更多现代技术,以更低的成本获取资,而且能更好地建立起销售网络。长远来看,除了那些立足于被大企业忽略的利基市场的企业,其他新兴企业都难于幸存。提高生存机会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阻止工业巨头的发展。

到了六十年代末,不光经济学家,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也明显意识到他们所作的经济刺激政策成功。尽管储蓄率大幅上升,可GDP增长率却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4.1%降至接下来10年间的3.48%。原因就在于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从2.84.2,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是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简而言之,就是GDP每增加一个单位,需要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5倍的投资量。接下来的三年间,随着“假期” 计划的实施,经济增长率更是降至3.1%,经济效率也更为低下。

政府内部的反省

这引发了政府内部接连的自问与反省。关键问题应该在思考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根源是什么?是因为经济增长战略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还是战略——即对进口替代政策的偏执,或者说,以中央计划取代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错误的?相反,争论的焦点偏离了这些问题,仍集中在规划本身及规划目标与政府采取的政策没有对应起来。经济学家们没有全盘否定规划框架,也没有完全不信任市场。

这场争论的大意从下面这些事实中可见一斑,即便是对现有战略最直言不讳的评论家-巴格瓦蒂和德赛都没有对政府采取中央计划的决策,以及试图自给自足的决策提出任何质疑,但却对实施的方式批评不断。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总结:“印度的经济政策遭到质疑,其过分追求那些不恰当的细节……这些不恰当的细节导致了经济政策不能深入地贯彻执行……但是过分地追求细节同样也带了了诸多麻烦,主要表现为不切实际的想法泛滥,以及对投资(细到具体的产品层次)和对外贸易存在过多直接的实质操控。”

巴格瓦蒂和德赛还批评了在计划目标和经济政策之间缺乏紧密关联,“当详细的规划(里昂惕夫模型意义上的)修改完善之后,在经济政策设计方面并没有看到相对应的改善,以加速推进这种计划的修改(原文加了着重号)”。他们没有进一步质疑“缺乏经济理性的限制规定的过剩”,也没有怀疑当时的政策制定的理念,是基于规管而非刺激经济增长。尽管后来巴格瓦蒂建立了一个彻底颠覆进口替代战略的理论模型,倡议开放经济,与全球市场对接,不过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事了,又过了好几年,他的建议才被采纳。

哈扎里报告的催化效果

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民间,辩论中仍弥漫着对私营经济的不信任。这就使得那些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卫道士们,坚持宣称防止增长减速的药方在于强化控制,而不是放弃那些“统制经济”政策(dirigiste policies)。为此,他们利用了哈扎里(R.K Hazari)在研究工业许可证对印度工业增长的影响报告中的结果,显示大约20个工业巨头拥有政府颁发的80%的许可证。这说明工业许可不仅没起到防止经济权力集中的作用,实际上是提高了垄断程度。

在哈扎里报告中,还描述了工业巨头垄断并阻止其他企业获得许可的各种方法。工业法设定了工业许可应达到的四项目标,主要目标是按照中央计划配置稀缺的可投资资源,即金融和外汇,除此之外,就是保护农村和小规模工业领域,防止经济权力过分集中,确保在全国范围内公平分配。此外,有六项标准用于决定是否接受申请。这也就是说,组合起来,理论上至少存在24种拒绝申请的情况。但是这套标准也可以有另外用法,如果想将许可证授予某个特定的申请人,可以找到多达24个理由来做出这项决定。实际上,这就等于既没有目标也没有标准。申请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处理。这让工业巨头们获得了绝对优势。

尽管如此,工业巨头们仍不满意于此,还采用了其他各种对策去争夺许可证。其中一个做法是以下属企业或壳公司的名义提出多项申请,在单一领域或一种产品上扩大生产能力,垄断国家计划中的全部产能指标。工业巨头还从其他企业手中购买许可证,然后自行决定何时开始启动指定的投资项目。先发制人地建立产能不仅消灭了竞争,也使得工业巨头可以在买方市场里轻而易举地攫取垄断利润。

垄断许可证的做法可以让政府更容易地发放许可证,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而不是先将申请汇集,再按照清晰设定的经济和技术标准筛选,打开了通向垄断之路。许可证会不断发给申请者,直到产能指标被用完。

强化控制

哈扎里发现,工业巨头们滥用许可证体制,以阻挠其他企业进入他们选定的投资领域,这成了共产党人支持和鼓励的国大党“骨干核心集团”,发动攻击“大企业”的引信。他的研究成果遭到了媒体的猛烈抨击,激起了全国愤怒的浪潮。左翼纯熟地利用它引走了对低效的许可体制的关注,让工业巨头成了众矢之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哈扎里对改革的建议安在了自己头上。为了防止滥用,哈扎里曾提出放开许可流程,放弃“先到先得”的原则。但是左翼坚持对工业巨头关上大门,使得他们很难再其他领域获得许可证,更难为其投资项目获取资金。

中间阶层的形成

小制造商和工业巨头关于垄断利润的斗争源于控制体制,本来是没有结果的,孰料稍后会在政治体系里产生一连串的发展。起先是1967年英迪拉·甘地夫人的政府作出决定,禁止企业向政治党派捐款,其二是国大党与19697月发生了分裂,由甘地夫人亲自领导左翼(国大党甘地派)得到了加强,右翼,也被称为国大党组织派(或组织派)在1971年选举中败北。

    政治募捐自印度独立以来就一直是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因为印度宪法的制定者犯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疏忽,竟没有为竞选募资留下任何空间[4]。国大党,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与印度本土工业界结下了牢固的关系,开始并没有发现不便。直到1962年,尼赫鲁的社会主义迫使工业界开始另寻其他政治选择。六十年代中期,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大幅提高了在竞选中获胜的成本。在1967年的全国选举中,国大党突然发现自己缺少竞选经费。

    对此问题,英迪拉·甘地夫人并没有采取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即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为各政党统一建立一个由公众监督、国家资助的选举基金。她的选择,是将之归咎于工业界和王公家族(王族是另一个重要的政治资助来源),指责他们放弃了对国大党的忠诚,而移情于右翼党派对手。为了惩罚他们,她先是取消了对政党捐助的税收优惠,继而宣布禁止公司捐款。这项禁令于1970年生效。

    国大党的打的小算盘算不上是秘密。既然政治党派仍需要资金,他们只能求助于原先给予其资助的钱主,比如工业巨头。该项规定不仅在联邦层面,而且对绝大多数邦都是有效的,因此,国大党仍能分到全部政治募捐的最大一块。但是,这就难免出现关系交易,即用捐助换取其他好处。国大党很明显地主要将收取大量的现金的任务放在了企业,如果那些企业不满足党的需要,他们就得不到任何好处。而对在野党而言,由于上台的机会很小,或者根本无望执政,无法给捐赠者回报,因此只能得到少的可怜的一点捐款。这就是印度成为弱肉强食的国家的开始。英迪拉·甘地夫人在经济和政治体系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但是她却对此毫无知觉。

    禁止公司的政治捐款,限制了政治体系的资金供给,对于急需资金的在野党尤其是个打击。造成的资金空缺,变成了新企业家将财政资助变成政治权力的通路。不仅他们借此获得了十年巨大利益,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黑市(印度普遍存在价格管制)的现金收入。那些新企业家,大多是私营有限公司的业主经理人,无需召开股东大会,也不必公布公司账目。短短一段时间后,国大党的支持者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工业巨头也还给国大党“捐款”,在胁迫之下,越来越多的资金来自贸易商和制造商协会,那些协会的会员捐资以换取优惠。

国大党的分裂,促使甘地夫人采取更平民主义的政策,在其后的18个月里,她借助了印度共产党的力量。19711月,她提出了一个抓人眼球的口号“消灭贫困”,承诺她的党(简称甘地派)将采取一系列平民化措施,解除受困穷人的眼前负担。当国大党组织派在选举中失败的时候,大型工业企业与国大党的联系也终于破裂了。

    与中国不同,在印度,从政坛顶端到最下层都有沉默的传统,因此很少有机会曝光院外活动,看到它是如何影响政策制订的。然而政府在1970年到1973年对工业的一系列政策变化,清楚地显示了政府已经和中间阶层走到了一起。在那几年里,甘地夫人国有化了私营煤矿以及私有的炼油厂和市场巨头,86%的私营银行,29家因亏损而想出售其土地的纺织厂。这些举措对经济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比如,银行在国有化之后,在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又开设了几千家分支机构,而在私有化的情况下,银行通常都会躲开这些地方。

    但是三项政策收紧了政府对私营产业的控制,恶化了短缺的状况。这就是1970年的工业许可政策补充法案,禁止总资产超过2亿卢比(2666万美元)的企业投资“核心”产业,如机械制造、炼钢、水泥、有色金属和化工以外的领域。除非它们已经进入的消费品行业,不允许进入新的消费品领域,哪怕是在许可证范围内不超过5%增长限制的领域也不可以。另一方面,超过700种产品预留给了小型企业,工业巨头在投资方面也有天花板限制[5]

    第二个是1972年通过的垄断和限制贸易活动法案,规定即便是在核心领域,工业巨头只能扩展投资,不能成为垄断者。所谓垄断者,是指控制了超过行业总产出的三分之一。对于关联公司,限制会更大。

    第三个法案是在1973年通过的,是三项政策中最糟的。任何从投资银行(基本上都是国有的)贷款的公司,银行有权将贷款的40%转变成公司的股权。毫无疑问的是,银行只会对投资高盈利的公司感兴趣,而这些公司的拥有者却只想把公司控制在自己手中。其结果就是,这些公司停止从投资银行贷款,只靠内部积累的自己慢慢发展。

    三项政策阻止了工业巨头在旅游、酒店和货运航线等利基市场以外的投资。第四项政策是外汇管理法,实际上终结了对外直接投资(FDI)活动[6]。这些法案累积起来的效应,对于一个每天都在强调其对穷人的承诺的政府来说,不仅滑稽可笑,而且效果也不好:境外资金、有价值的技术和管理专业技能像扬子江洪水一样,流向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却被印度挡在门外。而在印度国内,大型工业企业,作为资金的有效利用者,具备能够对需求快速反应的管理和市场能力,有能力避免投资被浪费,却被禁止投资那些能建立核心竞争力的领域。既然公共领域的投资并没有在“假期”计划之后恢复活力,甘地夫人打着平民主义标志的“社会主义”也就降低了增长速度,在1966年到1975年间只有3.15%。这为产品质量和可靠性不怎么高的中小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市场,也是那些中间阶层一直渴望找到的市场空间。

    尽管政府醒悟的还不算太迟,然而新的工业许可政策已经走了相当远。当对大型私有投资者的投资限制已经定型的时候,增长率下滑得更厉害了,从1957-1966年间的3.43%继续下降到了1966-1975年的3.15%。新的工业许可政策不仅没有为新企业家的出现提供空间,还堵塞了增长之路。在70年代早期,为了消除这个障碍,政府开始向大批“有资格”的小企业发放许可证。在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发证的数量是大约每年800-1000张,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发证量翻了一番。但是四年之后,只有部分获证企业能找到资金、技术或者国外的投资合作者。

然而,那时的中间阶层已经发展壮大,足以在政治体系中脱颖而出了。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个阶层自称“弱小”、“民族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印度电影自发地将这一形象刻画成辛苦斗争中的小企业经营者,与魔鬼“塞特”(Seth)和高利贷者进行对比。将自己标榜为民族保卫者和穷人的卫士的共产主义政党颇为赞许这个阶级,将其描绘成“民族的”,以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国大党和右翼的印度人民同盟(Hindu nationalist Jana Sangh),后来改称为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简称BJP),同一腔调地将小型企业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说成是“所有权的扩散”,因而也就是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哈扎里报告出台后的整整十年中,国大党政府推出了更多的限制性政策,禁止解雇劳工和关闭破产的工厂。采取这些行动必须先经过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批准,而实际上,很少能够获准。生产持续处于停滞状态也就毫不奇怪了。短缺情况更加严重,贸易商和小制造商继续努力维持生计。在后来的二十年里,直到改革前,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寻租”社会的样板。

实际上,那种社会和经济体根本就没有产生出平等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中间阶层只不过是寄生群体。用来供养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经济增长,反而是因为牺牲了增长,不是来自于附加增值而是获益于短缺。他们的财富不是来自真正的利润,而是来自租金人为短缺制造的人为利润。为了让这个阶层富裕,经济只能做出牺牲。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这个严厉的许可制法律造成了经济中每种产品都短缺。黑市遍地而起,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当部分生产控制放开后,如果有采购证,可以12卢比(1.6美元)的价格买到每包50公斤的水泥,而在黑市上,同样的水泥的价格是60卢比(8美元),不限量供应。由于塔塔钢铁公司(Tata Iron and Steel Company ,简称TISCO),这家唯一幸存的私营钢铁厂别禁止提高产量,而国有钢铁企业的产能不够,而且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钢铁涨价情况与此类似。因此,土法冶炼工业逐步形成气候,他们使用的是从外面回收来的生铁、船体上拆下的废钢,用“后院土炉”代替电弧炉炼成各种规格的钢材。

对工人来说,本来是为了保护他们不被随意解雇,但政府的做法却适得其反。禁止解雇的法律逐步收紧,直到1976年出台了工业争议(补充)法案,规定雇工超过100人的企业主,不能在任命由其他职工组成的工作委员会以及获得政府批准之前关闭企业。私营雇主因此停止雇佣固定受薪员工,而是代之以临时的或者按日付酬的工人,他们的试用期从一天到11个月不等。那些加入了工会组织的雇员,即那些在劳动保护法律出台之前,已经幸运地得到了工作的人,成了特权阶层,可以按照雇员社会保险计划获得养老金、人寿保险和医疗保障。但是他们的数量在六十年代末是固定的。私营的有工会组织的雇员从1970年的669万人缓慢增加到2002年的843万人。在这一时期,劳工数量从1.8亿人增加到3.97亿人(1999-2000)。因此,那部分增加的劳动力,就是所谓的“没有组织”的工人,他们没有工会保护,没有工资的集体谈判权,没有任何医疗、意外、人寿和社会保险等福利。中国是通过户口体制保护国有企业员工,而印度政府则是通过僵化的和过度保护的劳动法。

1975-1991 暗地进行的改革

 1972年的旱灾,和1973年石油价格四倍上涨,引发了另一场财政和外汇危机,政府不得不承认,独裁专制的经济模式,既不能带来增长也不能产生自给自足。这是之后长达二十年的偷偷摸摸的改革经济的开始。从1974年起,政府提高了银行存款利率,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放松对私营经济贷款的限制的过程。布莱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迫使政府将卢比钉住其他货币。在试验了卢比钉住英镑和美元之后,印度储备银行于1975年放弃了钉住汇率,改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理论上,印度储备银行是定期参考一篮子可兑换货币的情况调整兑换比率。而实践中,印度储备银行只是在印度的通胀率超过工业国家的平均通胀水平时,才会让卢比对美元进行一定程度的贬值。从1978年开始,印度政府才开始逐步取消禁令,放开货物进口,取消“限制”清单上的那些货物进口的限制。

    1980年,旱灾再次来袭,石油价格碰巧又上涨了3倍,政府通过提高价格大幅减少了对化肥的补贴,又通过“放宽范围”的方式减少了工业许可的紧缺情况,即生产一种产品的许可证可以自动被用于生产同类的其他产品。1981年,政府开始取消钢材和水泥这两种基础原材料的价格和供应控制。

    然而,中间阶层对政府机构和政治体系的控制之强,使得尽管印度遭受了1972-1973年以及1979-1980年那样大的危机,改革仍被控制在最低程度。历届政府的目标,只是停留在放松对汇率、进出口和许可证管制方面,给经济放一条出路,而丝毫无法触及中间阶层赖以生存的由管制衍生出的特权结构。亚洲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国际经济学中心联合主任阿文·帕纳加里亚(Arvind Panagariya)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法,他将这一阶段成为“偷偷摸摸的改革”。 帕纳加里亚将之归因于政府不愿意与国内的左翼权势团体直接冲突,但他没有注意到,左翼是从哪里获得政治权力的,而在这个国家,超过十分之九靠收入生活的人受益于私营企业。

    股票市场的复活,新的权益和优先股的推出,以及取消价格管制,成了工业增长的促进剂。1985年,总理拉吉夫·甘地悄悄推进了新一轮改革,进一步放宽了工业许可,降低了资本品进口税率,推动了工业增长,以十年计算工业增长率,1961-1971年是80%1971-1981年是53%1981-1991年达到了113%。但是经济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开放,这只能算是内部经济的自由化。政府在开放国际贸易和支付系统上仍鲜有作为。尽管进口被放开,但是带来的好处却被征收高额关税的官僚决策(通常是在繁琐复杂的预算文件里做出规定)打了折扣,汇率贬值导致国内销售的利润率是出口的2-4[7]。出口显得可有可无,或者得靠出口补贴才能维持。出口增长却无法带动工业增长,也反映出了局部改革的实质[8]。国际支付的差额迅速扩大,不得不靠外债来填补缺口。印度的外债,从1984-1985年的140亿美元增加到19905月的710亿美元。国际银行界开始警告印度,如果启动将出超减少到合理水平的改革,他们将不会再继续贷款给印度。

危机关头

就在此时,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将印度彻底推入破产境地。油价从每桶18美元左右飙升到31美元,在伊拉克和科威特工作的20万印度工人的汇款也被切断。据政府估算的数据显示,这意味着全年额外损失了42亿美元外汇收入[9],足以让国际银行界终止印度的短期贷款。因此,八十年代的快速增长发生在专制经济体系内,加速了第四次,也是印度计划经济的最后一次外汇危机的爆发。

    政府最终承认急需整体而不是零敲碎打的改革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一份文件中。那是在1989年春天,由经济事务特别秘书芒特科·辛格·阿鲁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提交给拉吉夫·甘地。甘地明显是看懂了这份文件所提方案的逻辑思路,需要再来一次更直接、更彻底的系统性改革(第一次尝试是在1985年),但是他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将之推迟到下届选举之后进行,只需再等待68个月。国大党在议会的544席中占了413席,他过分自信了,从没有认真考虑过是否还能继续掌权。

    198912月的选举中,国大党被击败,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觉醒期。由辛格(V.P. Singh)领导的少数党政府重新掌权。阿鲁瓦利亚被留任,他在原文件基础上向新总理提交了一个扩大的方案。作为拉吉夫·甘地的财政部长辛格曾经引起了内阁对解决正在迫近的国家破产的威胁的关注,但是他在议会只有四分之一的支持者,还得依靠左翼的共产主义党派和右翼的印度人民党才能施政,辛格并不敢尝试太激进的改革。

    辛格政府只维持到199011月。政治上的不稳定延长了印度所受的煎熬,直到19916月,钱德拉萨卡(Chandrashekhar)继任,其所在的党在议会里有55席,完全得依赖国大党才能上台,看上去更弱势。到19911月,脱缰的危机几乎每天都在被媒体热议,但政治体系却裹足不前,因为国大党还没准备去支持不受欢迎的紧缩措施以缓解外汇危机。当时的政府已经时日不多了。四、五个月之后,成立了过渡政府,当拉吉夫·甘地遇刺后,这个过渡时期又延长了一个月。

经济危机继续恶化,财政预算赤字已经攀升到了GDP8.4%,经常项目逆差高达GDP3.5%,通货膨胀率达到13%,是历史上印度最高通胀率的2倍,外汇储备下降到了110亿美元。人人都知道必须采取某些特殊措施,除了国大党,私下里,每个政党都庆幸自己没有身陷改革的荆棘丛中。



[1] 英国财政大臣休·达尔顿在一封信里拒绝了印度要求从其余额里支取4750万英镑,用于支付截止1947年底的费用支出。见Suniti Kumr Ghosh,“权力转移:真的还是表面上的?”,印度经济面面观(Aspects of India’s Economy),20077月。

[2] J.N. BhagwatiDesai,“印度工业化规划:1951年以来的工业化和贸易政策”,68,在1951-1952年和1965-1966年,耕种面积增加了22%,每公顷的产量提高了18.3%

[3] J.N. BhagwatiDesai,“印度工业化规划:1951年以来的工业化和贸易政策”,Isher Ahluwalia的计算也确认了大幅下降(计算的时间段有重复)。按照净增加值(net value added),工业增长率从1951-1965年间的每年8%,下降到了1966-19671979-1980年间的5.7%。资本品从15.4%下降到6.6%,基础物资(钢铁、水泥等)从11%下降到了5.9%

[4] 这是一个疏忽,印度的宪法制订者决定采用英国1935年起草的政府法案作为基础,建立新宪法。1935年宪法对于投票权有资产方面的规定,因此只有6%-8%的成年人拥有选举权。由于只有少数的投票人需要发动,英国起草人压根就没有考虑到选举募集资金的问题。但是印度宪法规定年满21周岁都可以参与投票,结果是1951年的议会选举,符合宪法规定的选民分布在超过6000平方公里的地域,人数超过了40万。从一开始,选举的费用就很高,而且逐年在增加。

[5] 并非巧合的是,正如稍后会提到,为小型企业保留的可生产项目在1967年是47项,到了1984年最高的时候有873项。

[6] 在印度,FDI不包括外国企业利润再投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英迪拉·甘地政府的法例,禁止利润回流。这个分类在2004年被修改,不再限制利润回流。

[7] 这是D.V.Kapur的一份报告里的结果,他后来成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成员。

[8] 在汇率贬值和补贴的帮助下,出口在1981-1991年间增长了114%,而工业增长率为113%。这仍无法阻止对外支付的缺口不断扩大。一些观点认为,工业产出的年增长率应该维持在8%,这是基于1992-1993年到1995-2006年的经验。那个时期,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9.1%,而出口增长率为20%。贸易赤字从1993-2004年占GDP0.4%,扩大到了1995-2006年的1.6%。(印度经济监控中心,印度经济月度评估)。

[9] 上述数据是继任财政部长Bimal Jalan在伊拉克入侵几周后报告给辛格总理的,用于决定另一项关于基础产品的制裁清单。作者作为总理的顾问,拿到了一份拷贝。

 

本人摘自即将出版的:

藏“龙”卧“虎”

中国与印度:21世纪谁主沉浮?

Prem Shankar Jha

【印度】普勒姆·尚卡贾

郑磊

 

本书中文版权寻求向愿意出版的境内外出版社转让,有意者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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